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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堂弟建国初期入狱,其女儿欲断绝关系,被周总理一番话劝止
发布日期:2022-09-06 21:42    点击次数:166

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,周恩来的一位侄女周保庄,突然向自己这位伯父说起了心事。说着说着,她还委屈地哭了起来……

原来,周保庄向总理倾诉的,是一件已经困扰自己多年的事情:由于自己的父亲、即周恩来的堂弟周恩彦,曾在新中国成立后初期坐过牢,导致这些年来,身为女儿的她深受影响,始终无法加入中国共产党……

周恩来

于是,周保庄向伯父周恩来提出,自己想和父亲断绝父女关系,并在报纸上公开声明。

听了侄女这番话,周总理以长辈的身份,对其进行了谆谆教导。经过周总理这番劝说,周保庄最终打消了与父亲断绝关系的念头。

那么,周恩来究竟是如何劝说自己这位侄女的?他的这位堂弟周恩彦,又是因为什么事被投入监狱的呢?

关系亲密的堂兄弟 抗战时期帮过周恩来忙

时间回到1949年10月14日。这一天,广州迎来了解放。而当时,周恩彦一家正在那里生活。

当周恩彦从新闻里得知,自己的堂兄周恩来,此时已经是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时,内心非常激动。他对自己的几个儿女说道:“你们的七伯现在是新中国的总理。总理就是过去的宰相啊!上马管军,下马管民,权力大着呢!我们赶快和他联系。”

于是,当广州的邮政业务恢复后,周恩彦立即以长子周保昌的名义,向身在北京的堂兄发去电报,表示希望周恩来可以为他们父子,在新生的政权内安排一份工作。

周恩彦之所以如此“不见外”,是因为他和周恩来的关系非比寻常。作为周恩来三伯父周贻谦的独生子,周恩彦小时候,就是和周恩来一起长大的。

不仅如此,当1910年周恩来离开淮安前去东北读书时,带着他的正是周恩彦的父亲周贻谦。后来,19岁的周恩来东渡日本求学,周贻谦又慷慨解囊予以资助。

周恩来

到了1928年,在天津开展革命活动时,周恩来曾一度遇险。关键时刻,周贻谦挺身而出进行营救。可以说,从童年到青年时期,周恩来得到了这位伯父许多帮助。

而当1919年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后,他和在天津读书的周恩彦接触又多了起来。比周恩来小几岁的周恩彦,从自己这位堂兄身上学到了很多,并于1920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,成为又一位毕业于这所学校的周家人。

告别学生身份后,周恩彦先是在天津津浦铁路会计处担任司事,又在1932年调往粤汉铁路会计处,并在后来成为课长。

1938年,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进行,作为中共首席和谈代表和中共长江局的负责人,周恩来在武汉三镇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。于是,他和在汉口工作的堂弟周恩彦的交往,又多了起来。

当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,在国民政府的邀请下,周恩来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。而在当时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里,架设了一个大电台。通过这个电台,周恩来既可以与国民政府方面联系,也可以和中共延安方面进行通讯。

然而,心思缜密的周恩来,出于对国民政府有朝一日将此电台查封的担心,决定再秘密设立一个小电台,以继续保持和延安中共中央的联系。

抗战时期的周恩来

很明显,这一设立小电台的事具有高度机密性。而它设立的地点,更是重中之重。

经过一番考虑,周恩来决定将这个秘密电台,设立在周恩彦家里的小阁楼上。为了替堂兄保守这一秘密,周恩彦冒着极大的风险,进行了很多工作。

据周恩彦的儿女们后来回忆,当时自己的父亲曾一个个拍着他们的脑袋,严格地进行交代:“绝不能去楼上玩耍!”而直到多年后,他们才明白原因。

后来,由于侵华日军大举进犯武汉,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便跟随国民政府一并撤走,而那个秘密小电台,也一次都没有使用过。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,周恩彦能够冒着风险帮助周恩来和中共,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勇气,以及对中共的支持。

周恩来认周恩彦儿女为嗣子女

事实上,当时在武汉期间,周恩来不仅同周恩彦接触颇多,还曾将他的一对儿女,认作了自己的嗣子女,并举行了相应仪式。

这件事情,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。彼时,虽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了第二次合作,但在长年累月的舆论影响下,中国很多民众对共产党的印象不太好,觉得他们为了革命六亲不认,对亲情人伦视如草芥。

作为共产党在国民政府里的一面旗帜,周恩来深刻感知到了这一点。恰巧此时,他早年间的革命同志、当时担任国民政府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的赵光宸,提出了一个建议:将周恩彦的小儿子周保章和小女儿周保庄,过继给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作嗣子女。

说到赵光宸,他和周恩来的渊源,可不是一般的深。两人不仅是南开时期的同学、觉悟社的共同成员,还曾经一起旅欧投身革命运动。不仅如此,在1921年春天,当周恩来在柏林万赛湖的一艘游船上,经张申府刘清扬夫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时,赵光宸也在一旁进行了见证。

左一赵光宸 左二周恩来

虽然后来,赵光宸脱离了中共党组织,专心从事教育工作,但两人间的情谊,并没有因此疏远。此番与老朋友在武汉重逢,他对周恩来的统战工作,给予了很大支持。当看到周恩来还没有自己的子女,便提出可以按传统习俗,将周恩彦的子女出嗣,过继给周恩来夫妇。

其实,以周恩来本人的胸怀,他对自己有无子女一事,并不非常看重。但鉴于当时很多人对中共的消极看法,作为共产党员代表的他,决定借此机会,用事实打破人们的刻板印象。

就这样,在周恩彦方面的同意下,双方商定:进行完过继形式后,两个孩子依然留在亲生父母身边。

1938年下半年的一天,这一过继仪式在汉口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楼顶阳台举行。在赵光宸妻子桑春兰的主持下,周保章和周保庄兄妹进行了磕头、拜祖宗等一系列仪式,正式成为了周恩来夫妇的嗣子女。

仪式结束后,邓颖超高兴地左手搂着周保章,右手抱着周保庄,拍了一张合影作为纪念。

周恩彦入狱 周恩来不徇私情

时光荏苒,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,周恩来随毛泽东前往重庆,与蒋介石等人进行谈判,商议中国的前途问题。

在紧张的谈判间隙,周恩来还特意约周恩彦前往重庆,进行了一场长谈。这对兄弟,从深夜1点,一直聊到了天明。

在这场谈话中,周恩来交代自己的堂弟,一定要认清形势,千万不要做有害于革命的事。不仅如此,他还说服周恩彦,让其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周保常和周保章,送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,并约定好了接送他们的时间和地点。

周恩彦夫妇

然而,由于时局的变化,再加上1946年长江和嘉陵江的春汛,住在江北溉澜溪的周保常和周保章,最终没能如约前往,留下了终身遗憾。

不久之后,国共内战再次爆发。随着国民党的日益败退,中国的命运愈发明朗起来。

此时的周恩彦,虽然还在为国民政府工作,却因为自己与周恩来的特殊关系,受到了国民党特工们的重点关照。他们先是要求其加入国民党,在遭到婉拒后,又对他进行了跟踪监视。

1948年上半年的一天,周恩彦家里买了一台干电池收音机。本来只是作为家用,没想到这一小小的物件,竟引来了特工们的怀疑。

这天清晨,几名彪形大汉突然闯进了周恩彦家里。他们先是大声问听的是哪里的广播,接着又强行将机器拆开,检查其是否可以发电报。

这一事件,让周恩彦一家深受震撼。为了不再终日战战兢兢惶惶不安,周恩彦经过考虑,决定同意加入国民党,只为了保护自己一家人的安全。

然而,进入1949年后,解放军已经以不可阻挡之势,席卷了中华大地。为了迎接解放,南方各地纷纷成立“应变会”。

此时的周恩彦,正在湖南衡阳工作。由于他是周恩来的堂兄弟,便被众人推选为粤汉铁路局衡阳苗圃应变委员会的副主任。

国民党特工知道此事后,立即向当地主政的白崇禧进行报告。白崇禧一看“周恩彦”这个名字,立即紧张地问:“他和周恩来是什么关系?”

得到答案后,白崇禧立即下令,对周恩彦进行严密监控。此后,这位周恩来的堂弟,不得不跟随国民党铁路系统转移到广州。

白崇禧

于是,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。周恩彦怀着期待的心情,向周恩来发去了那封电报。以自己和堂兄的关系,他觉得此事不会有什么问题。

可出乎周恩彦意料的是,在堂兄给自己的回电里,只有七个字:“请到原单位报到。”

周恩彦看着这封电报,感到非常惊讶。他没有想到,已经身居高位的这位堂兄,会对自己如此不讲情面……

但很快,周恩彦就想明白了:周恩来不仅是自己的堂兄,更是一名共产党员;而这种不徇私情的做法,正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。

于是,周恩彦决定听从堂兄的意见,于10月底回单位报到。很快,他被委任为广州铁路分局财务科副科长。

1951年2月,周恩彦被调往武昌铁路分局财务科,继续担任副科长。在这片熟悉的土地,他不时回想起当年和堂兄度过的日子……

可他没想到的是,一场巨大的打击,正在向自己袭来。

1951年12月,由于自己曾经参与过国民党分区委的活动,还曾经在家中容留反革命分子,周恩彦以反革命罪和包庇反革命罪的罪名,被判决入狱7年。

事实上,周恩彦确实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,但那是他加入国民党后,有关部门主动提供的。况且,在任职期间,他也并没有什么害人坑人的行为;至于容留反革命分子,也是单纯出于朋友义气,并且对当时的法令不够了解造成的。

不仅如此,周恩彦虽然不信马列主义,但也并不反对中国共产党。不然,他也不会在抗战时期,冒着那么大的风险,在自己家里秘密架设那个小电台。而对于国民党打压学生运动、国统区物价飞涨等问题,周恩彦也曾直言不讳地批评。

按理说,作为新中国总理的周恩来,对于这位出事的堂弟,完全可以出面讲几句。特别是当年周恩彦帮助架设秘密电台的事,如果说出来,很可能能为他减刑几年。

周恩来

然而,周恩来并没有出面。而周恩彦也老老实实地接受了处罚,并先后被送到沈阳新生砖瓦厂和内蒙古安北农场进行劳动改造。

但是,对堂弟这件事,周恩来也并没有袖手旁观。他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50元钱,让弟弟周恩寿寄给正在服刑的周恩彦。不仅如此,周总理还给堂弟写了一封信,嘱咐他老老实实进行改造,争取早日重新做人。

事实上,在周恩来心里,对这位堂弟是很关爱的。1939年3月,当他去祖籍地浙江绍兴的祖居续写家谱时,便特意在上面写下了“周恩彦,妻葛少文”的字样。这是除自己和邓颖超之外,周恩来在《老八房祭簿》上写下夫妻两人名字的唯一一个兄弟。

然而在周恩彦入狱这件事上,周恩来虽然很痛心,但出于高度的廉洁自律,他最终没有出面或插手,体现了刚正不阿、大义灭亲的品质。

在周恩来的影响教育下,周恩彦兢兢业业地进行了劳改,最终获得减刑,于1957年1月被提前释放。后来,周恩来在和自己亲属们谈话时,曾提到堂弟周恩彦:“叫他去劳改,他没有怨恨情绪。”

周保庄欲断绝父女关系 周恩来及时劝阻

周恩彦重获自由后,前往了在东北锦州生活的大儿子周保昌那里。而他的小女儿、曾在当年被周恩来夫妇收为嗣女的周保庄,却逐渐记恨起了自己的父亲。

虽然在家里排行老末,但周保庄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。她15岁时便开始参加工作,曾先后被评为全国铁路系统和妇联的先进工作者。

尽管这样,周保庄却因为父亲周恩彦的黑历史,导致自己一直无法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时间一天天过去,眼看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,周保庄的内心充满了委屈和不甘。

终于,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,她找到了伯父周恩来,把自己的心声一吐为快,并表示想要登报断绝和周恩彦的父女关系。

周恩来

周总理听完侄女的想法后,循循善诱地对她说道:“你爸爸虽然做了对党不该做的事,但是他现在年龄大了,已经不能自食其力了。如果你现在和他断绝关系,就是把他推给国家和社会,这样更不利于对他的改造。更何况,你们之间的血缘关系,还是断绝不了的。”

听了伯父这番话,周保庄最终回心转意。她不仅没有和父亲断绝父女关系,还决定在自己42岁时便退休回家,将父亲接到身边进行赡养。

就这样,周恩彦来到小女儿家里居住并照料家务。1962年1月27日,57岁的周恩彦在安徽芜湖去世,周保庄陪伴父亲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时光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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